第三百七十四章 侯亮平的偏见（1/2）

侯亮平从酒店出来，坐进那辆黑色桑塔纳，没有马上发动引擎。

他双手握著方向盘，手指在皮质的方向盘套上一下一下地敲著，眼睛盯著酒店大堂的旋转门，脑子里全是季珩珩坐在办公桌后面、手指交叉放在腹部、拇指互相绕著圈的那副模样。

那副模样让他不舒服。

不是不舒服，是刺痛。

像一个出身寒门的人，站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门口，看著里面的人穿著锦袍、端著玉杯、谈笑风生，而他连门槛都迈不进去。

不是人家不让他进，是他自己觉得，那里面不属於他。

侯亮平闭了一下眼睛，又睁开。

季珩珩的脸还在眼前，那张脸很年轻，很平静，很冷，冷得像冬天里的铁。

他看著那张脸的时候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不是愤怒，不是嫉妒，是更复杂的、像一团乱麻一样的、理不清也剪不断的东西。

他想起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在基层检察院当助理检察员，骑著一辆破自行车，顶著大太阳，跑遍辖区每一个乡镇去调查取证，自行车链条断了，推著走几公里，鞋底磨穿了，脚底板全是血泡。

晚上回到宿舍，泡一碗方便麵，就著一根火腿肠，坐在吱呀作响的床上看卷宗看到凌晨。

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，租的房子没有暖气，冬天盖两床被子还冻得睡不著。

季珩珩呢？

二十多岁，千亿身家，省委书记的儿子。

出门有人开车，进门有人开门，连省公安厅的厅长都要看他脸色行事。

他凭什么？凭他爸？凭他运气好？凭他投了个好胎？

侯亮平握紧方向盘，指节泛白。

他知道这种想法不对，知道这是嫉妒，知道这是偏见。

但他控制不住。

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反覆迴响，像一根生了锈的铁钉，在同一个地方反覆地敲、反覆地磨、反覆地扎——不是每个人都能投好胎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个当省委书记的爹。

他侯亮平走到今天，每一步都是“自己”走出来的。

从基层检察院到最高检，从助理检察员到侦查处处长，从京城到汉东，每一步都是血汗铺出来的。

虽然他是钟家的女婿，但他侯亮平没有靠任何人，没有靠任何背景，没有靠任何后台，没有收群眾一针一线，没有人帮他说过好话。

他靠的是自己的脑子，自己的手，自己的命。

他凭什么要看季珩珩的脸色？凭什么要受季珩珩的气？

凭什么季珩珩可以坐在那张大班椅上，而他侯亮平要站在办公桌前，像一个来匯报工作的小科员？

侯亮平深吸了一口气，发动引擎。

车驶出酒店停车场，匯入京州的车流。

车窗外的城市灰濛濛的，云层压得很低，像一床被水浸透了的棉被盖在城市的上空。

他握著方向盘，目光直视前方，但脑子里转的不是路况，是季珩珩。

他想起季珩珩说“我是商人，他是官员，正常的政商往来”时的语气，那种平淡的、不冷不热的、像在陈述一个天气很好的事实的语气。

那种语气让他觉得，季珩珩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

不是故意不放在眼里，是根本没想过要把他放在眼里。

像一个人走在路上，不会在意路边有一块石头，不会在意脚下有一只蚂蚁，不会在意头顶飞过一只鸟。

不是故意的，是真的不在意。

这种不在意，比任何轻视都更让侯亮平难以忍受。

季珩珩的儿子，省委书记的儿子，千亿帝国的掌门人。

他当然可以不在意。

他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够了，什么都不缺了。

他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需要討好任何人，不需要对任何人低声下气。

他可以在任何场合、对任何人、用任何语气说话。

因为他有资本。

侯亮平没有，他的一切都是自己拼来的，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，很用力，很累。

他不能犯错，不能得罪人，不能在任何场合说错任何一句话。

他活得像一根绷紧了的弦，隨时可能断。

而季珩珩，活得像个没事人。

他把车停在省检察院的停车场，熄了火，在车里坐了一会儿。

他想到季胜利。

季珩珩的父亲，汉东省委书记，他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。

他来汉东反腐，要查的人里面，有没有季胜利的人？

会不会查到季胜利头上？

如果查到了，他敢不敢动？他能不能动？

他动了之后，自己的前途怎么办？钟家还会不会帮他？

这些问题在他脑海里盘旋著，像一群被惊动的乌鸦，黑压压地飞过来，又黑压压地飞过去，翅膀扇动的声音让人烦躁。

“查。”侯亮平对自己说了一个字。

不是查季胜利，是查季珩珩。

季珩珩来汉东投资一千亿，这么大一笔钱，不可能没有猫腻。

一千亿，不是一千块。

一千亿的流水，一千亿的合同，一千亿的利益输送。

每一笔都可能是线索，每一份合同都可能是证据，每一个经手的人都可能是突破口。

他不信季珩珩是乾净的。

不是不信，是不愿相信。

因为他需要季珩珩不乾净。

如果季珩珩是乾净的，他侯亮平算什么？一个嫉妒富二代的穷小子？一个看不惯別人有钱有势的酸葡萄？一个公报私仇的小人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