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12章 「十二怒汉」？（2/2）

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就难以修復。市场稳定、信贷流通，甚至国家债券，都建立在人们会遵守规则的基本预期上。”

罗斯柴尔德夫人追问：“所以，规则本身，比『正义』的结果更重要？”

詹姆斯·罗斯柴尔德点点头：“是的。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。个人的悲剧令人心碎，但规则崩坏会带来更多悲剧。”

罗斯柴尔德夫人沉默了。她知道丈夫说得有道理，这是他们这个阶层赖以生存和繁荣的逻辑基础。

但昨夜扮演琳达·阿登（哈伯德太太）时，那种失去至亲、法律无门的锥心之痛，也给她留下了鲜明的印象。

这两种认知在她心中衝突著，一时间也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答案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第二天早晨，当早餐最后一道咖啡被端上桌后，乘客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起身，默契地走向沙龙车厢。

沙龙车厢的窗帘拉开了，让上午的光线透进来。人们各自找了位置坐下，眼神中都带著跃跃欲试。

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这个时代最好的精英教育，尤其是男士们，演讲与辩论是学习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昨天“东方快车谋杀案”留下的矛盾选择，让他们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，与同学激情对线的场景。

莱昂纳尔没有多余的寒暄，直接切入正题：“诸位，昨晚的游戏，我们既走到了终点，也停在了一个岔路口。

赫尔克里·波洛为我们揭示了两种可能性。现在，我们做出最后的抉择——波洛究竟应该向官方提供哪一种结论？

决定权在诸位手中，基於你们的理性、经验、信仰以及对法律与正义的理解。”

最先开口的是夏尔·德·弗雷西內，作为法兰西的资深政客，他的立场很明確——

“如果这是现实，而不是索雷尔先生精妙的故事，那么我认为，第二种结论没有任何討论的空间。

共谋杀人，就是共谋杀人。无论动机多么值得同情，无论受害者多么罪有应得，都不能改变它是犯罪的性质。

法律不因动机的善恶而失效，否则，法律將不再是普遍適用的规则，而成了因人而异的內心道德標准。”

他顿了顿，环视眾人：“我不是在为惩罚本身辩护。法律的权威，就正在於它超越了个体的激情和临时的道德判断。

一旦一个『看起来合理』的谎言可以成为实现正义的工具，那么法律將被迫向不断变化的公眾情绪和道德衝动让步。

今天可以是同情，明天就可能是仇恨；今天可以是针对一个罪证確凿的恶棍，明天就可能针对一个只是被怀疑的人。

歷史告诉我们，情绪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东西。坚守程序有时显得冷酷，但它是防止社会滑向混乱的唯一堤坝。”

弗雷西內的话刚刚说完，几位与政府或大企业关係密切的乘客都微微頷首表示赞同。

但反对的声音，也立刻就出现了。

乔治·布瓦耶的情绪依旧激动：“你们说不能开私刑的先例，因为情绪不可靠。我同意，情绪確实不可靠。

但一个让恶棍逍遥法外、让无辜者家破人亡的法律体系，就可靠吗？执行一个失败的制度，就是做不义的帮凶！

如果继续把一切希望和权力交还给这个失败的制度，要求受害者无限忍耐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怯懦的自我安慰吗？

你们到底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，还是在维护一个已经失去灵魂的空壳？”

布瓦耶是在质疑当制度连“实现正义”这种基础功能都已经崩塌时，坚持遵守程序，是否本身就成了一种不义。

画家路易·贝尔坦忍不住插话：“布瓦耶先生说得对！想想那个场景！一个家庭，就这样被毁了！法律做了什么？

什么都没做！如果我是那个家庭的朋友，我恐怕也会……天啊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动手，但我理解那些动手的人！”

夏尔·弗雷西內淡淡地回应：“我也理解，但我不认可。用另一场犯罪来『纠正』前一场犯罪只会製造更多悲剧。”

这时，东方学学者埃米尔·杜兰接过了话题，他把討论引向了一个更宽阔的视角。

“但是在歷史上，『復仇』並不能被简单地等同於野蛮和混乱。它甚至是荣誉文化和家族责任的组成部分。

尤其在我们將要去到的奥斯曼帝国，那里的是社会依旧延续著古老的传统，『復仇』並不是一件稀罕的事。”

这个观点很新鲜，就连莱昂纳尔也忍不住往他的方向倾了倾身子，好听得更仔细一些。

他这才发现，今天的剧本已经从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变成了《十二怒汉》。

（第一更，谢谢大家，求月票！）

(本章完)